这篇小文起这么个题目，并非想玩什么眼球效应，而是我确实不认为吴三桂是个不忠不义之徒。相反，我认为他是个很出色的军人——只是时局把他逼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上，不管他怎么选，都注定是个悲剧人物。
（一）吴三桂
如果做一个随机调查，问题是：提起“山海关”你会想起谁？可能多数人都会回答：吴三桂。
“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自从三百六十多年前，吴三桂为了红颜之事而把山海关的大门一打开，他这“千古罪人”的名号就落下了，不但有清一世都被称做“逆臣”、“汉奸”，到了现代，在郭沫若的笔下也仍然是一个“投机分子”。但是，历史上的吴三桂果真是一个不忠不义的无耻之徒吗？
历史的真相，往往与传说有着巨大的差异。拨开传说的迷雾，让我们先对吴三桂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清史稿·卷第四百七十四》：“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籍辽东。父襄，明崇祯初官锦州总兵。三桂以武举承父荫，初授都督指挥。”
吴三桂的祖籍是今天的江苏高邮，出生地则是今天的辽宁省。其父名叫吴襄，武进士出身，在崇祯年间曾担任锦州的总兵；其舅舅名叫祖大寿，也是崇祯年间的名将。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吴三桂从小就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武。
《吴三桂纪略》记载，三桂年轻时，曾随其舅舅祖大寿、父亲吴襄镇守大同，祖大寿为总兵。有一次，吴襄在城外率五百骑兵例行巡逻，不料与前来进犯的皇太极大军相遇，被严严实实地围在了中间。皇太极虽有四万大军，却并没有立刻杀掉这些骑兵，而是团团围住他们，一起来到了大同城下。很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诱大同守军出城来战，以全歼守军，夺取大同。久经阵战的祖大寿自然也明白皇太极的用意，可无奈城中只有三千兵马，守城尚且无力，又如何出去救人？所以眼见吴襄被困于阵中，也依然坚守不出。可吴三桂坐不住了，眼见父亲命悬一线，年少气盛的吴三桂竟然凭着一股子血气之勇，亲自领着二十个家丁驰出城去，杀入皇太极的阵中！城上的人全都暗自叹息，因为谁都知道，这少年死定了。然而奇迹发生，皇太极也许是疑心有诈，也许是出于其它原因，竟然下令任由这个少年将其父亲从战阵中救了出去。事后，雄才大略的皇太极也感叹道：“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这近似神话的“救父出围”之举，使吴三桂“孝闻九边，勇冠三军”，此后勋名富贵便接踵而来。当然，仅此一件事也许略显单薄，但吴三桂过人的忠勇却是在后来的十几年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崇祯十四年、十五年，明清两个政权为了争夺锦州而举行了规模浩大的松山会战，明军大败，吴三桂因明确判断出清军的薄弱环节所在，率众一路冲杀出去，进守宁远州，也就是今天辽宁省的兴城。然而他的舅舅祖大寿、上司洪承畴却在这一战役中被清军俘虏。这时的明朝，确实已经破败得不像样子了，军人的忠肝义胆无法驱散政治的黑暗，甚至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但兴起于辽东的清政权却处处透着一股蓬勃的生机，皇太极本人更是求贤若渴，对待俘虏的明朝将领尊宠有加。两者的巨大反差，撼动着每一个明朝将领的心。最终，祖大寿和洪承畴这两个与吴三桂关系密切的名将归顺了清庭，皇太极借势向吴三桂屡次发书劝降。《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七》中，记录了一封劝降书的内容：“此明运将终，重臣大帅就俘归命。将军祖氏甥，虽欲逃罪，无以自明。大厦将倾，一木不能支。纵苟延岁月，智竭力穷，终蹈舅氏故辙。何若未困先降，勋名俱重？”这封信在我们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放在当时的背景中呢？——明政府腐朽不堪，内乱不绝，前途黯淡，清庭却如风雷鼓动，势不可当，再加上皇太极礼贤下士，任人唯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封招降信对一个明朝将领的诱惑也许是难以抵挡的——但是吴三桂却抵挡住了。不但抵挡住了，在随后的两年，直到明朝灭亡，吴三桂都一直在与清军做着殊死的战斗。
（二）陈圆圆
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
——《明史·卷三百九》
吴三桂命运的转折点，在崇祯十七年，也就西元1644年到来了。
三月十九，李自成攻破北京，建立大顺王朝。明朝就此完结，吴三桂效忠的对象已经没有了，面对李自成发来的招降书，吴三桂几乎是想都没想就接下了。之所以会想都没想，原因有两个，第一，吴三桂抵抗清兵多年，心中对华夏有着天然的认同；第二，这封招降书是他那身在北京城的父亲——吴襄写的。
李自成派了一员小将，领着人马来接收山海关，吴三桂则率领几千精锐亲往北京受封。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冲冠一怒”，旋即引清兵入关。然而，吴三桂究竟是因为什么“冲冠一怒”呢？流传最广的版本自然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三百年来为众人津津乐道。这个“红颜”自然就是有名的陈圆圆了，山海关关城的王家大院里还弄了个“陈圆圆馆”，里面那两把椅子据说就是陈圆圆坐过的。绝世的美人本就不多，才貌双全的就更是难得，此时的吴三桂不过是三十出头，风华正茂，当然喜欢这样的女人。而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一个血气未减的男人确实很容易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出来，因此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似乎就不难理解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忽略了，那就是：此时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就北京城里，就在李自成的手上，如果吴三桂转身投清，老爹肯定就没命了——“孝闻九边”的吴三桂难道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一个喜欢的女人而不顾老爹和全家人的性命吗？这似乎很难让人相信。那么，吴三桂“冲冠一怒”，继而投奔清庭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三）冲冠一怒
《清史稿》的说法与传说是多有一致的，在第四百七十四卷中称：“自成协襄以书招之，令通以银四万犒师，遣别将率二万人代三桂守关。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 《清史列传·逆臣传》的也差不多：“自成协襄，以书招之。乃其次滦州。先是，三桂尝就嘉定伯周奎饮，悦歌女陈沅，以千金购之。闻边警，遄行，奎送沅于襄所。至是，为贼将刘宗敏掠去。三桂闻之，作书结父，驰归山海关。” 这些记载，似乎都在说明吴三桂是为了陈圆圆而归清，但《甲申传信录·吴三桂借兵复仇始末》对此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闯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又令其父襄亦书谕，使速降。三桂统师入关，至永平西北沙河驿，闻其父为贼所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所过糜烂。”这个版本提供的说法，是吴襄被李自成的人关进大牢，吴三桂听说此事后怒不可遏，于是转而投清。在这个版本的记载中，陈圆圆虽与此事有一定的关系，却不是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直接原因：“闯入京师，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弘遇第，闻沅，寿从优人潜遁，而沅先为吴襄市去，乃枭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宁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故掠襄。”这段话的意思是：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城后，手下的大将刘宗敏住进了田弘遇的府第，并在田弘遇的宅子里听人说起陈圆圆、顾寿这两个美女。然而顾寿已经随着几个戏子逃跑了，陈圆圆也早就被吴襄买了过去，于是刘宗敏把七个戏子的脑袋砍了下来，挑在杆子上，示威一样地跑到吴襄家里要人。吴襄哪里肯交？就谎称陈圆圆已经被人送到了宁远州，也就是吴三桂的身边，可刘宗敏根本不信，恼怒之余，把吴襄关进了大牢，严刑伺候。吴三桂此时已经行至“永平西北沙河驿”，闻听此事，立刻一路抢掠回到了山海关。我们接着看《吴逆取亡录》。吴三桂得知老父下狱的消息后，“复问：‘陈姬无恙乎？’使者以实告，勃然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天下人！’遂反旆而东，回山海关，以讨贼复仇，布告远迩。”乍一看，这冲冠一怒似乎还真的是因为这个红颜，但仔细体会《吴逆取亡录》的记述，我们发现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吴三桂在打听爱姬之前，是先问的老父。李自成将吴襄关起来，似乎确实可以理解成“为了确保吴三桂投降”，在特定的背景下，这是可以理解，并且是可以容忍的，所以吴三桂在听说之后，虽心生疑虑，还是找了一此理由，暂时放下了。可是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却让整个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那就是李自成的手下大将把他最喜欢的女人霸占了——若刘宗敏是将她关进了牢房，倒也仍然可以理解成要挟，但事实却是刘宗敏将其抢了过去据为己有——难道这也是要挟？难道这也是为了确保吴三桂的投降？这件事情说明把吴三桂的老父打入牢中并严刑拷打的行为根本就不是为了进行要挟，而是出于对他的蔑视！
自古以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是中国的男人最无法忍受的事情，可吴三桂一下子全赶上了。到了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他的愤怒了，那根本就不单单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是为了父亲的性命、家人的遭遇和自己的尊严。在愤怒过后，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还要不要归降李自成。自己身为山海关总兵，身家所在乃是中原最后一道屏障，可就在自己未入京城、手中尚握有重兵之时，那李自成就敢如此行事，若进京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呢？恐怕已经不难想象了，老父救不出来，自己也要身陷囹圉。而且做为一个军人，他手下还有一帮跟随自己多年的弟兄，难道要让这些有着生死之交的弟兄也都陷进这样的处境当中？这不是一个刚过三十、血气方兴的军人所能做出的选择。于是，吴三桂又率领部队杀奔回来，从李自成部将的手中夺回了山海关。
（四）别无选择
几天之后，石河大决战拉开了帷幕，整整一日苦战之后，吴三桂按约定打开山海关城门，多尔衮大军杀入，使大顺王朝的二十万农民军全军覆灭，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清庭统治的时代。这一行为，使吴三桂毫不废力地戴上了一顶写有“大汉妊”和“千古罪人”的帽子。
很多时候，历史是不能用简单的“是非”来进行评判的，当我们把目光从孤立的“是非”中收回来，投放到当时具体的环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吴三桂其实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山海关不过是区区小城，在清和大顺这两股强大势力的夹击下，绝对没有进行武装割据的可能，也就是说，吴三桂这一班人马要么投向大顺，要么投向清庭，绝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而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选择已经变得非常容易了，关里的大顺政权，虽然是汉人所建立，却没有表现出一个统御中原的政权应有的素质，军队进入北京城后大肆掠，尽失民心，官员只顾敛财索宝，不理政事，并且对明代官员一律处以重刑，而自己身为明朝重臣，尚未归降，家父就已琅珰入狱，这样一个政权，又如何能够追随？不错，在满汉尚未融为一家的当时，身为汉人的吴三桂理应为汉人政权效忠，就算是战死沙场也在所不惜，可吴三桂此时面临的却是同为汉人的李自成手中的屠刀，若去归顺，自己和手下的一帮弟兄必是凶多吉少，这让一个有血性的军人如何心甘？相比之下，关外的清政权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隆兴于东北边陲之地的清庭，在皇太极的手上几乎是以一种势如破竹的劲头飞速崛起，这个政权积极地接受中原文明，不断地招贤纳士，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将明朝为数众多的文武官员收归旗下。前朝将领在被俘虏之后，无论投降与否都会备受礼遇，一但归降则委以重任，恩宠有加，完全是一派任人唯贤的王道之风——巨大的反差，再加上接连遭遇的亡国之怨，囚父之仇，夺妻之恨，这选择实在是太容易做出来了，因此，吴三桂所做出的，也只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决定。
就因为这个决定，吴三桂被汉地的文人骂了整整三百年，一个忠孝节义俱为典范的军人，就这样戴上了一顶不忠不义的帽子。造化弄人，实在是让人感叹。
其实要说的只有一句：吴三桂所做出的是一个符合人性的选择。在只讲礼教不讲人性的古代，吴三桂背上一个千古骂名并不奇怪，可是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以“千古罪人”或“无耻之徒”来评价他的话，则无疑是我们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