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15年8月22日下午，在由弘道书院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浴火重生：抗战中的国家精神”上的发言，在发表时有所增删。

　　

　　我长期关注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西南联大这段时期，所以我这次想谈一下抗战时期的历史学发展，主要以陈寅恪为中心。

　　刚才杨晖老师说到萧公权的政治经历，他写到了岳飞等内容。其实民国时期的历史学者研究历史，他肯定是由现实关怀的。毕竟，在中国历史学传统里，有“以史鉴今”的传统，比如王夫之的《宋论》等等，肯定是用古人之史说今人之事。

　　现在很多人已经注意到抗战时期的文化发展对于国家精神的塑造与建构。比如汪晖有一篇文章，叫《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讨论》，这篇文章其实没写完，只写了第一部分，但是他主要是从语言上讨论民间形式与地方形式互动的关系，抗战如何在语言上得到了统一等等，而且他是侧重于左派知识分子，比如周扬、艾思奇等人。

　　其实，那个时期，地方形式与民族构建常常存在着一些矛盾。比如，抗日战争导致国民党政府和大量中原及沿海地区的人跑到重庆大后方，这在一定得意义上，使得中原地区和沿海地区的人与广西、四川等地的少数民族建立联系，让他们产生了民族认同。

　　另一个方面，这些外来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也尊重当地的习俗，也会借此机会当地的民族文化、民族构成进行人类学和民族学意义上的调查。这方面最有名的恐怕就是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人所组建的社会学组织“魁阁”，他们对于云南的少数民族做了系统的研究，这其实也是为1952年，费孝通等人对中国民族划分、识别，工作进行了奠基性的基础。

　　抗战时期最受大家瞩目的是知识分子群体，恐怕就是西南联大了。从美国学者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到岳南的《南渡北归》等，都是将焦点聚焦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但是，现在的很多研究，我觉得并没有和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儒家的士大夫精神相联系，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著作与抗战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实他们选择的写作形式与保存民族文化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我这次，主要想从抗战时期的史学研究方面提一些自己的想法，因为工作的原因，时间非常紧张，并没有做系统的考察，也没有抽出时间系统阅读资料，只是从这几年来所看到的一些文章和书籍，凭借自己的印象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批评。

　　最近陈平原出了一本书，叫《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里面有一章叫《岂止诗句记飘蓬》，主要讨论了陈寅恪、吴宓、朱自清、萧公权等人用古体诗来唱和的事情。他们在那个时代，诉诸于中国传统的诗词形式，其实是以此来获得精神安慰，获得文化身份认同，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增加必胜的决心。

　　在这一方面，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发动众人所做的《东北史纲》。这本书虽然在历史资料研究方面，存在多问题，因为毕竟是要求快速的写出来。但是史学界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去确定了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下面来重点谈陈寅恪，我在考察陈寅恪史学研究转向的同时，也会去分析他诗词中所表达的一些内容。

　　余英时认为陈寅恪毕生的史学研究有三个转变，即“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和建国后的“心史”。我们应该注意到，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将研究的方向转向了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魏晋至隋唐这一领域。

　　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完成于1940年，书中所提出的“关陇集团”，“关中本位说”一直是现在研究隋唐史不可绕过的著名言论。其实，陈寅恪写这部书也有以史喻今的。陈寅恪在书中常常会有这样的议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族文化才是根本，一个国家在遭遇强敌时，只要文化自身不灭，国家就肯定有复兴之日。

　　当时有位叫刘国钧的学者说：“国家之治乱，民主制盛衰，恒系于其文化之高下，文化高深悠久之国，虽历险厄，遭艰难，受外侮，苟其文化不忘，终必光复旧物：若文化一蹶不振，则其国亦必随以灭亡”。其实，这是当时史学工作者对于遭受日本入侵，在文化上所做的反应。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谈到了唐王朝与外族内外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也隐含了对中国近百年史学的现实关照。邓小军教授分析，陈寅恪似乎要告诉我们，中国的兴亡不仅仅与日本有关，还与美国、苏联的兴亡有莫大关系。这其实是在对当时的时局做了一个判断。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陈寅恪在以古喻今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当时的史学研究者在以古喻今的时候，常常只关注关注民族辉煌的历史，但是陈寅恪却直面中国历史上黑暗的时期，以此来与当时的中国做比较。比如在谈到唐朝衰败的原因时，他认为，唐朝虽然创造了“空前盛业”，但也因“外族本身只腐朽衰弱”导致中国武力攻取胜利有关，这其实也是陈寅恪借古喻今。

　　纵观陈寅恪毕生的历史研究，其实他最关心的是中华民族文化在历史中的变迁问题。

　　还有一个我想谈的是陈寅恪的古体诗，陈寅恪有个特点，别看他海外留学十多年，会十多种外语，但他这个人和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很像、当我们说他在历史著作中，只是含沙射影的影响当时的国家情况，那么他在古体诗中，对时局的关注就非常明显了。陈寅恪一生都在做古体诗，这或许与他的父亲陈三立有关，陈三立写了很多古体诗，而且在七七事变之后，因愤恨，绝食而死。当时陈寅恪悲痛万分，这应该对后来的陈寅恪的性格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陈寅恪多次在诗词中，用北宋去比拟当时的政治现状。比如陈寅恪在《夜读<简斋>集潭州诸诗感赴》中有“只谓潭州烧小劫，岂止杨獠舞多姿态，还家梦破奄奄病，取过魂消故故迟。谁挽建炎新世局，昏灯掩卷不胜悲”的句子。这里面的建炎时期，就是宋高宗时期。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于陈寅恪等一批知识分子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经常以李心传的这本书比拟当世，想陈寅恪会时常翻阅这本书。

　　据他的学生回忆，陈寅恪在大后方开讲魏晋史，开始他的学生很不理解，为什么要开这么专的课。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表达他对北方被日本占领的忧思。还有陈寅恪常在诗词中有“江东旧义饥难救”这一句，这其实是他引用自己和著名的一篇文章《支愍度学说考》。支愍度是晋朝时期的人物，他为了可以将自己的学说传下去，将自己的学说进行了一些改变，以迎合当时的文化，这其实是陈寅恪面对南都西迁局面的一种感慨。

　　我们现在去回望陈寅恪在抗战时期的这些历史研究，我觉得可以窥见当时知识分子不趋炎附势，保存中华精神的决心。陈寅恪说自己是“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于湘乡、南皮之间”，我觉得他这句话里面，关注到自曾国藩、张之洞之后，中国人已经丢掉义理这个现象。（曾国藩和张之洞都讲究义理）。

　　陈寅恪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是很著名的文章。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成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他在里面提到：“《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我觉得这是陈寅恪用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希望中国可以再次大一统。

　　考察陈寅恪的史学，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将现实的遭难与之前中国的历史进行了一种联系，这其实很好的将中国历史连续了起来，不曾造成一种断裂。这与建国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人为地划分历史，比如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这种划分，形成了强烈反差。

　　除了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邓广銘等人在这方面也有着非常明显的特征。比如，冯友兰出版了《贞元六书》，邓广銘以辛弃疾为毕业论文，张岱年说要把国仇家恨转化为研究哲学的动力，这写其实都表现了抗战的决心。

　　此外，左派的文艺活动我觉得也当关注。比如当时由郭沫若主抓的文艺“第三厅”，但是上演了很多振奋人心的话剧，冼星海等人创作的歌曲，也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我们现在人恐怕很难以理解，在武汉失守之前，为何会有那么多人会走上武汉街头，去看节目，去听音乐，那个时候，文艺形式真的对人们的精神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我觉得，当我们回望抗战，纪念抗战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精神性的元素。